九品诸侯 沿用四百多年的九品中正制，为何在隋唐被科举制取代？

沿用四百多年的九品中正制，为何在隋唐被科举制取代？

九品中正制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之一，它产生于曹魏，发展于晋朝，至南北朝时期已经彻底成型。这个选官制度一共存在四百多年，它承袭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九品中正制在隋唐以后，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被科举制取代。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令九品中正制被淘汰呢？

九品中正制品级示意图

旧事物被淘汰，总是离不开弊端众多、不符合时代等原因，九品中正制也不例外。其实，促使九品中正制诞生的，正是中小地主和寒门，但九品中正制损害的，却是他们的利益。在东汉末年，察举制已经腐朽至极，彻底被门阀士族操纵，向上的通道被他们垄断。这引起了中小地主阶级的不满，他们强烈要求获得政治地位上升的权利。曹家并非名门出身，这使得曹家需要中小地主阶级和寒门子弟的支持，但与此同时，曹魏又离不开世家大族。于是，曹魏建立起九品中正制度，在门阀士族与寒门子弟之间进行平衡，在保留门阀士族政治特权的同时，给予其他人上升的通道。《宋书·恩幸传序》载：“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九品中正制的建立，使官吏的选拔有了标准，给予中小地主阶级一部分上升渠道。然而，九品中正制下负责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中正官基本上都出身于门阀世族，这就意味着门阀世族掌握了官吏选拔的权利，最终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可以说，九品中正制本就是一种妥协之举，曹魏既要借助寒门子弟打击门阀世族，又要赢得他们的支持，故而当门阀世族代表尚书陈群向政府提出“九品官人”的方案时，魏文帝曹丕欣然应允，而这正是九品中正制的雏形。可是诞生于两汉察举制的九品中正制在选拔公平上没有长足的进步，这引起门阀士族以外阶级的不满，他们要求改革选官制度。不过，门阀士族和寒门贯穿整个封建时代，为何隋唐可以放弃使用九品中正制，采用科举制，但魏晋南北朝却不行？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数场起义当中就可以初见端倪。

在九品中正制建立初期，门阀士族还是有不少贤才能士的，比如王导、谢安这样的政治人才，都出身名门望族。但是，九品中正制赋予门阀士族的特权过大，导致他们垄断整个政治资源，世族子弟不加努力也可以在仕途上平步青云，这就使门阀士族里的大多数人都声色犬马，不知进取。到东晋末年，孙恩、卢循等人不断发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尽管这些起义最终都被镇压，但它们给予门阀士族沉重的打击。

起义的矛头基本上都指向门阀士族以及九品中正制，皇帝不得不向庶族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妥协，限制世家大族的权利，减轻农民的赋税。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颁布“均田制”，将依附于门阀士族的佃户和奴隶解放出来，这使得庶族地主阶级迅速崛起，他们要求政治权利，获取上升的通道，而科举制就应运而生。

门阀士族当然不会坐视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但他们却无可奈何，因为想要实行科举制的，不仅是庶族地主，还有皇帝。九品中正制实际上将选官权力给予了门阀士族，进入朝堂上的官员，不是世家子弟，就是依附于世家的寒门子弟。故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权臣篡逆谋反频出，朝代不断更迭。这对于皇帝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帝想要限制世族的权力，但他们离不开世族的支持，因而无从下手。隋唐以后，庶族地主阶级不断崛起，他们要求政治权利，而这正合皇帝的心意。所以，与其说科举制的实行是皇帝向庶族地主的妥协，不如说是他们的联合。实行科举制，皇帝便可以将选官权利从世族手中夺走，这有利于中央集权和皇权的加强。

除此以外，隋唐可以用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它们都是大一统的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诸侯林立，皇帝必须依附于世家大族。西晋灭亡以后，司马氏东渡建立东晋，依靠的就是名门望族，故而他们即使不满世族掌权，也无可奈何，毕竟世族可以立他们，亦可以废他们。可是隋唐不同，隋朝和唐朝都是大一统的王朝，中央集权和皇权的集中程度远非魏晋可比。

唐朝建立以后，借鉴隋朝灭亡的教训，不与世族正面发生冲突，而是潜移默化的削弱世族的力量。比如唐朝孔颖达校订五经，朝廷在全国颁布《五经正义》，发展教育，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于文化的垄断。这为科举制的实行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和社会环境。

其实，门阀士族的诞生本就是基于乱世和各种因素，他们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垄断，无疑是对皇权的挑战和对其他阶级权益的限制。隋唐以后，不论是皇帝还是庶族地主阶级，亦或是普通百姓，他们都要求建立新的选官制度，以打破门阀士族的垄断地位。因此，科举制才会取代九品中正制，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

参考资料：

《宋书·恩幸传序》

为什么说“九品中正制”到了后期，已经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发展？

通过《三国演义》的讲述与演绎，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与英雄人物流传得非常广泛。

然而，有人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它的情节十分有趣，很吸引人；有人喜欢这本书，是因为书中人物的英雄气概。在一般人看来，所谓的英雄，就是建立了伟大功绩、成就了家国之业的人。其实不然，一些总结了时代成果、推动历史发展的人，也可以被称为英雄，比如：拿破仑、陈群等人。

其中，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陈群创立了九品中正制。

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讲讲“九品中正制”。

根据历史记载，九品中正制出现的社会背景，是这样的：东汉统治末年，统治阶级内部混乱不堪，君主沉迷玩乐，宦官把控朝廷；统治阶级外部，农民拿起武器反抗，史称“黄巾起义”。不久之后，黄巾起义被镇压。本以为汉朝可以延续统治，但不曾想，各地诸侯竟然要拥兵自立。

一时之间，汉朝统治四崩五裂，中央无力继续管辖地方。后来，曹操挟持天子以令天下诸侯。就这样，曹操彻底掌控了国家权力，使得此时的汉朝只剩下了“国家”的名义，而无“国家”的实权。此后，经过长年累月的战争与征讨，许多诸侯被覆灭了，只剩下了袁绍、曹操等几个强大的诸侯。

到了公元200年，袁绍与曹操在官渡一带进行了决胜战，史称“官渡之战”。在这场战争中，曹操以少数兵力战胜了拥有几十万大军的袁绍。最终，在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在一众世族的支持和拥护下，建立魏国。然而，虽然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由于长期的割据混战，国家体制早已被破坏。

尤其是用人选官方面，以至于，在当时官员的任用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面对这种情况，陈群就提出了“九品中正制”。缓解了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紧张关系，促成魏晋实现全国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就是指在各个州郡中选出一名大中正，由大中正决定小中正的人选。注意，这里的“中正”只是一个判定人才好坏的官职名称，并没有实际意义。

当大中正和小中正都被选出来以后，朝廷会下发一张表给他们。这张表是人才调查表，大中正和小中正必须先将自己选定的人才其相关信息写入表中，比如：出生年月、曾经是否担任过官职等。之后，分别给这些人评定等级，并写上自己对这些人的评价与看法。

在填制完表格后，大中正和小中正会一起检查表中内容是否完整，然后，将其整理上交吏部。最后，依据表格信息，吏部会决定官员的升迁和罢黜。然而，九品中正制作为一种制度，其必然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在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九品中正制是一种消极的体制，并不断批评它。

那么，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到底是好是坏呢？

综合多方面的因素考虑，我们认为九品中正制主要有以下几点作用：

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魏国建立之初无人可用的问题，结束了地方机构随意任用官员的现状，使官员的选拨有了一定的标准；

二、听取地方官员和百姓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主性质，不仅为后世人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典范，还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在几千年前就已经产生了民主思想；

三、缓解了朝廷和各个世族之间的关系，为魏国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四、通过中正的举荐，各地人才几乎全部都集中到了朝廷，不仅使地方机构没有贤才可用，还导致了地方行政效率日益下降，使得经济与思想的发展速度跟不上朝廷的发展速度，以至于，最终魏国被灭；

五、因为吏部根据中正的评价与看法任用官员，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中正掌控着官员的升迁与罢黜权。以至于，人们都争抢着当中正或者贿赂中正，使自己评上一官半职，连其它部门的官员都只为追求中正之位，不做实事；

六、随着时间的推移，世家大族逐渐掌控了官员的任用权，之后，这些世族利用手中的权力，随意安插贵族进入朝廷。这不仅让有才之人得不到重用，还使得官员不能正常任职，最终，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

除此之外，这不仅催生了门阀制度的产生，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魏晋南北朝的混乱。

七、从实质上来说，九品中正制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救急制度，它仅限于魏国建立之初的特殊社会环境中使用。然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将其沿用了数百年。最终，使得中央与地方在人事制度上的矛盾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九品中正制到了后期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就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梁朝史学家沈约，甚至说：“它是盖以论人才优劣。”后赵主石勒曾清定九品，石虎亦恢复雍秦二州望族免役特权，但似乎并未设中正之职。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崔浩曾欲恢复分别族姓的做法，因而被杀。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

因此，在隋唐以后，不论是皇帝还是庶族地主阶级，亦或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都要求建立新的选官制度，以打破门阀士族的垄断地位。

最终，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成为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

参考资料：

【《魏晋南北朝史》、《九品中正制度试释》、《三国志·魏志·陈群传》】

曹魏亡于九品中正制？可别倒因为果，说说九品中正制的渊源

受百家讲坛节目的影响，很多人通过易中天先生知道了九品中正制这么一个制度。但是易先生说，九品中正制的创立是为了笼络士族，其以门第论高低违背了曹操的用人唯才，然后导致了在门阀政治下曹魏被司马家取代。

这种说法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要问题还是倒因为果了。应该反过来说，九品中正制其初始设立目的，并非为了士族门阀政治服务，而是因为门阀政治导致了九品中正制被改造成符合门阀利益的以门第定高下，而非九品中正制导致了门阀政治。

那么究竟什么是九品中正制？我们还是从其前因：东汉的人才选拔机制察举制说起。

·从察举制的“乡闾评议”说起

我们都知道，察举制是汉朝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其机制就是由各个地方官考察地方上的人才，然后向朝廷推荐，由朝廷考核后分配官位。而考察的科目有明经、孝廉等。到了东汉章帝时期，这个机制逐渐制度化，明确了各个郡根据人口多少推举多少个明经和孝廉，其中推荐为明经科的人才还要进入太学受学，这些太学生很多后来成为了东汉中枢机构尚书省的尚书，成为东汉治国理政的重要成员。

因此，东汉中后期，这群太学生虽然还没有官身，但本身已然成为一股极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常常可以通过舆论左右官场动向和政策方向，并由此引发了诸如党锢之祸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此处就按下不表了。

虽说察举的权力掌握在郡守等地方官的手里，然而地方官要怎么获取人才信息呢？在汉代的时候，中央朝廷虽然有举行“对策”这一类的人才考试机制，但州郡等地方还没有这类考试制度，所以地方官要获取人才信息的主要来源还是所谓的“乡闾评议”。

我们知道两汉实行的是儒家的王官学，儒家是提倡由内向外、由亲到疏逐渐推扩的道德和伦理秩序的。所以，东汉选拔观察人才，也是首先从家族、宗族到乡党这样一层层评量的。因此，宗族乡党的评议就成了人才选拔的最基础环节。失去这个环节，人才的察举征辟根本无从做起。但是，也不能只听各宗族乡党的，不然各家自卖自夸，毫无公信力。这时候，民间自己一般会选择在本乡本土中比较富有声望，而且又熟悉各家士子状态的人来主持评定，这种人就是后来所谓的“名士”。

到了东汉中后期，这种由名士主持的“乡闾评议”就成为了一种固定传统。其评议虽然不是官方组织的，却能影响朝廷和地方的取士。比如，东汉末年比较有名的名士许劭、许靖兄弟，《后汉书》就有记载：

“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罗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曹操本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受过这种月旦评，那句“乱世之奸雄”就是出自许劭之口——虽然这个故事出自野史，不一定真有其事。

到了东汉中后期，这种名士为了扩大势力和提高影响，掌握更多的士子情况，必然要广行结交地方上的士族，或者甚至本身就是大士族的成员，而士族也可以借由这种关系参与评议获取进入官场的机会。这种名士与大族合一，就逐渐开始垄断了国家的人才上升机制。由此可见，门阀政治由来已久，尤其从乡闾评议成为了世家大族扩大势力的工具开始就已经种下了因了。

·“士人流失”与“九品中正制”的起源

如前所说，察举制的一个依据在于地方上的“乡闾评议”。要保证这种评议的有效性，有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本籍的宗族乡党要能掌握其成员的情况，然后才是负责评议的名士能掌握这些情况。这个前提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古代中国长期都是宗族固定聚居于土地上的熟人社会的结构（关于这一点，顺便推荐一下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

然而，东汉末年黄巾之乱爆发后，加上诸侯割据，连年混战，于是百姓流离失所，衣冠士族也大多难免被迫离开本土，这种情况下，地方上难以获取其本籍士子的信息情况，“乡闾评议”自然也失去了其前提和依据，而无法有效地服务于察举制的人才选拔了。所以，《通典·历代制》中称：

“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

在这个混乱局面中，曹操兴兵统一了中国北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知道他“唯才是举”的人才取用标准，这个和“乡闾评议”注重道德品行有很大不同。但是很多人没意识到，在人才取用方式和机制上，这个“用人唯才”却只是依赖于开府直接征辟。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君主和大臣的出色眼光，无法形成一个持久的机制。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纳和改良以“乡闾评议”为依据的察举制就是一种自然选择了。

于是，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这里面“九品”不用解释，就是指对人才进行评级，实际上是继承原来乡闾评议中“评议”的功能和内涵。而“中正”，是指中正官，各个州郡和中央都设立中正官，负责主持、汇总这些人才评级情况，实际则是继承了原来“名士”的功能。而原来的“名士”和“乡闾评议”是民间性质的，不受朝廷权力的管控，并从这种风气中产生了对抗宦官、外戚集团的政治力量。而到了九品中正制，中正官一般由朝廷任命，或者由官员兼任的。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九品中正制是帮助朝廷掌握了本来由名士和士族借由清议而控制的选举话语权和舆论。当然，其另一个方面则是解决了原来朝廷和士族之间的矛盾，使其协调起来。

对于这个渊源，南朝沈约在《宋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

当然，这里面沈约犯了一个错误，把九品中正制设立的时间给提早到魏武曹操的时期了，实际上其是设立于魏文帝曹丕时期由陈群提出来的。

但在这之前曹操的人才选拔政策，确实已经开始在因应“士人离散”的乱局变化而进行重建了。《三国志·魏志·何夔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入为丞相东曹掾。夔言于太祖曰：“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间，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又可修保举故不以实之令，使有司别受其负。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者，各任其责。上以观朝臣之节，下以塞争竞之源，以督群下，以率万民，如是则天下幸甚。”太祖称善。”

这段话有点长，简单来说，就是何夔指出曹操的人才选拔政策问题所在并提出了解决方法。其中“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实际上就是点出了我们前文提到的人才机制问题没有建立健全。而“时忘道德”就是指出曹操“用人唯才”标准的不足之处。而提出的办法就包括“核之乡间”、“修保举故不以实之令”，然后曹操是认为很好的（称善）。这两条，某种程度可以视作是后来曹丕设立中正官和由朝廷进行乡闾评议的“九品官人法”的源流。

·九品中正制成为门阀政治工具的过程

那么，在士人大多流离本土之外，乡闾评议无法进行的情况下，九品中正制要如何获取人才信息，如何有效操作呢？

一开始陈群的建议中提到的是：“设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评次人才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 （引自《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后来有的地方县一级的都设中正官，州一级的叫大中正，郡县一级的叫小中正。这些中正官基本上由朝廷中的本地籍官员担任，归司徒府管理。大小中正都有属员，叫“访问”。比如《晋书·孙楚传》记载：

“初，楚与同郡王济友善，济为本州大中正，访问 铨邑人品状，至楚，济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为之。”乃状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

这里面就提到“访问”（在这里是名词，不是动词） 调查本地人才，到孙楚这边，州大中正王济给了极高的评状。这里还提到一个重要的东西叫“状”，大约等于如今所谓的评语。

中正官品第人物，作为朝廷用人的依据，所提供的资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家世，二是状，三是品。状就是评语，品就是品级，这两个现在我们的成绩单上也还在用，就不细说了，就说说这家世。

《三国志·魏志·傅嘏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 提到了品、状和薄伐三项内容，伐字也通门阀的那个阀，这薄伐或薄阀，就是指家世。

关于这个薄伐的渊源，《通典》中有更具体一点的描写：

“刺史初临州，大中正选州里才业高者兼主簿、从事迎刺史，若吏部选用犹下中正，问人事所在，父祖位、状。”

从这里可以看到，大中正是可以直接任命州里的主簿和从事来辅助刺史的，如果是由吏部选派官员来当主簿、从事，还要向中正询问“人事所在，父祖位、状 ”。

从逻辑来说，也很容易理解，恰是因为士人流离，使得本乡难以汇总士人情况，又加上割据势力相互为敌也要防止相互渗透。所以，《通典·历代制》也说：

“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土流播迁，四人错杂，详覆无所。”

因此，在进行人才“访问”时，考察注明其家世渊源就很有必要了。因而，才说“军中仓促，权立九品”，九品中正制本来是作为一种乱世中的权宜政策和手段的。

而从汉末以来，人才选举实际上已经操控在世家大族手里，在曹魏时期，这种情况自然也被延续了进来，中正官基本上都是出自于这些大族，并且逐渐把这种家世履历也作为定品级的一种依据。但至少在曹魏时期，这种只看重家世的情况还不明显。比如《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中记载了夏侯玄谈论九品中正的弊端时，主要针对的就是认为中正的职权和朝廷所任命的地方官职权有冲突，认为会导致“天爵外通”、“机权多门”，造成“庶人议柄”的混乱。可见，曹魏时期对九品中正的弊端所着眼的仍然是原来汉末乡闾评议那种朋党浮华之议，而还没有发展到专以门第定品级的阶段。

实际上，等到国家趋于安定和统一之际，就有大臣主张废除“九品中正制”。不过，他们主张废除九品中正制的目的，是要恢复原来的乡闾评议。《晋书·卫瓘传》中就记载了卫瓘废九品中正的主张：

“瓘以魏立九品，是权时之制，非经通之道，宜复古乡举里选。”

卫瓘还和太尉汝南王司马亮一起上疏晋武帝，提到：

“···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大化方始，臣等以为宜皆荡除末法，一拟古制，以土断，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为正，无复悬客远属异土者。如此，则同乡邻伍，皆为邑里，郡县之宰，即以居长，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

这个疏说明了九品中正制作为权宜政策的弊端，其中就提到了“遂计资定品”、“惟以居位为尊” ，可见到了这时候，九品中正制发展出了以门第论高低的弊端了。因此他认为应该废除九品，而恢复“土断”——即原来的乡闾评议。

卫瓘提这个疏，其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已经掌控大小中正系统的朝廷大士族和已经重新获得地方影响力的土著士族之间的矛盾。卫瓘所在的卫家就是在河东极有影响力的士族。

由此可见，曹魏时期，尤其是魏文帝、魏明帝时期，这个弊端还没有出现。实际上从曹操到曹睿三代人，对于士族朋党的抑制是一以贯之的。不过，这个是另一个话题了，有机会再表。而真正使得九品中正制滑向门阀政治工具，以门第论高低成风，反而是从司马懿成功夺权，司马师司马昭掌权的时期形成的。

所以晋武帝虽然对卫瓘、司马亮的奏疏称善，却最终没能实行。没能实行的原因，应该是顾忌到了当时中正系统的大士族的影响力。然后，晋惠帝时八王之乱，之后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东晋是司马家与士族共天下的时期，就更不可能废除有利于这些流离于本土的衣冠士族的九品中正制了。（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只有东晋才是完全的士族门阀政治，其他的时期都只能说士族门阀是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势力，关于这方面，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有很精彩的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

于是，九品中正制就这样延续下来了，其为门阀士族掌握政治力量服务的锅却不该背到曹魏头上——至少不该背到曹丕头上。而到了隋朝重新大一统，一来乡闾“土断”可行，二来采用科举考试为主的人才取用政策，才渐渐走向结束。